6/8/2018 9:58:00 AM
焦作翻譯公司邀你欣賞外交部的外交翻譯多棱鏡
焦作翻譯公司邀你欣賞外交部的外交翻譯多棱鏡
20世紀60年代，我在外交部辦公廳翻譯處任副處長、兼法文組組長和口譯組組長，對那個時期外交翻譯的方方面面比較了解，也有很多感受。
包辦五種通用語言
當時外交部的翻譯處下設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文組和口譯組，國內許多翻譯尖子都集中在這里，1965年時雖有約百名“高翻”，但工作仍很緊張，禮賓改革前，我國家領導人為國賓來訪舉行的招待會均邀請各國駐華使節參加，雙邊外交活動變成多邊，翻譯處也因此要將各種講稿譯成中文和五種國際通用文字印發。
我方稿子定稿較早，還易應付，而客人的講稿常在當天下飛機時才交來。禮賓司有專人在機場向對方要講稿，并以最快速度送回，有時距招待會僅兩個小時，早就等候的翻譯處人員立即像臺機器一樣運轉起來，對方講稿先譯成中文，再轉譯成其他語言。為搶時間，我們將講稿裁成幾段，分頭作業，各組長負責通讀理順每種文字的稿子，最后由幾個處長輪流主持“三合一”——中文、對方文字和其他文種。因多人趕著校譯，容易出錯，所以一旦遇文字含義不清或有不同理解就立即請地區司主管作“政治判斷”。外交部禮賓改革后，國賓來訪時的招待會壓縮為雙邊，翻譯處任務也隨之減輕。
為中央領導同志會見外賓或出訪服務的口譯，有很嚴的要求，不僅要求語言流暢，中文表達能力強，翻譯技巧高，而且要熟悉國際形勢和我國對外政策，知識面廣，包括能聽懂領導同志的家鄉話及口音重的外賓用語，以便準確理解原意，切實起到溝通的作用。
中國翻譯自成一家
1961年，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在萬國宮舉行，我奉調為中國代表團協助聯絡事宜。聯合國秘書處表示愿為這一重要會議提供英、法、俄、中4種官方語種的口筆譯，前3種語言沒有問題，聯合國原有人員足可勝任，只是漢語方面有些困難，如中國政府可提供漢語與其他語言間互譯的人員，聯合國愿按國際慣例付費。
經研究，代表團領導認為，聯合國中文力量確較弱，由我國出人，可得到一筆可觀的外匯收入，也可鍛煉自己的翻譯隊伍，但存在一個同聯合國的關系問題。那時，中國的聯合國席位仍由臺灣當局占據，聯合國大會還堅持污蔑中國的決議，不與聯合國發生官方關系是我國對外政策的一條重要原則。萬國宮常舉行非聯合國系統的國際會議，會議地點我方可以接受，但應聘作為聯合國秘書處的翻譯人員則是另一回事，我方負責人據此委婉答復聯合國，與對方商定，同聲傳譯由聯合國從紐約調來，中方自己解決筆譯。于是，一批中國翻譯名將迅速云集日內瓦，集中住在距代表團本部不遠的一處湖濱別墅里，一連幾個月，不僅翻譯，而且中外文打字，復印均由我們自己辦理。
兩次重要記者招待會
1965年秋，李宗仁先生和陳毅副總理先后在北京舉行了震驚中外的記者招待會，現場翻譯工作由外交部負責，李宗仁先生講話有濃重的廣西口音，不好懂。為完成任務，口譯人員到李先生住所，認真聽他與家人和朋友交談，抓方言的主要特點，9月26日，招待會在人大會堂東大廳舉行，邀請了在京中外記者。李先生作了長篇講話。這一記者招待會受到國內外高度重視。9月29日，剛從非洲訪問回來的陳老總也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以氣壯山河的語言，闡述我國的立場，共有近300名中外記者參加。
冀朝鑄和我擔任前臺英法語口譯，主要將外國記者提問譯成漢語，后臺的同聲傳譯任務更為艱巨，負責將陳老總的講話和中國記者問題分別譯成英、法語，同時負責將譯成漢語的外國記者提問進行同聲傳譯。
陳老總不講套話，即席發揮。他的結束語有極大的震撼力，鏗鏘有力，同傳的難度更大，外交部翻譯處的余德全不僅迅速翻譯出，而且譯得很有味道。我為自己同事的傳神口譯感到驕傲。
空前的口譯陣容
1966年夏，亞非作家會議在北京舉行，具有特殊意義，中央高度重視，我的任務是組織翻譯班子。當時組織班子的難點不是抽調精干的筆譯，而是缺少得力的懂多種語言的同聲傳譯，是否要請外國朋友幫忙？會務工作總指揮——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下決心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一聲令下，外交部和各界的“翻譯高手”在指定時間趕來報道。
會議要求實行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和日語6種語言的同聲傳譯。我們不具備在幾種外語間直接同傳的人才，然而我們有個優勢，可先由各種外語迅速譯成漢語后，再轉譯成其他語言，經過試驗，效果還不錯。
會議在京西賓館禮堂舉行，代表坐在樓下，同傳人員安排在樓上，只有簡單的隔音設施，外國代表反映同傳水平相當高，他們打聽是從哪國聘請的。當告之都是中國人時，他們不相信中國也有這種難度較大的6種語言同聲傳譯的人才。最后一晚，主席團會議在小會議室舉行，同傳人員均坐在房間后面亮了相，會上各方均即席發言，不用稿子，而且時有激烈爭論，增加了同聲傳譯的難度，半信半疑的外國代表這才衷心佩服。以青年為主的中國同聲傳譯隊伍艱苦努力的工作，為國家爭得了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