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鄉翻譯公司講語用學理論在翻譯中的應用

本文主要討論語用學理論對翻譯研究的理論輸出、啟發以及語用翻譯的實際應用。文章首先根據認知語用學的關聯理論提出翻譯的本質是個雙重示意-推理的交際過程，該交際過程是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等三類交際主體之間的互動，因此翻譯的語用觀實際上是個動態的三元翻譯觀。本文把翻譯活動看作是語用學的研究對象和練兵場。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語用學理論的有效性在翻譯領域里也可以得到檢驗。本文還嘗試著把語用學關于規約意義、含意、禮貌、指示語等領域的研究成果應用于解決翻譯實踐中的文化、語用類問題，在此基礎上文章最后提出，翻譯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信”，而達到譯文對原文忠實的手段不必追求千篇一律，決定翻譯手段和策略的最主要參照標準應當是譯者對譯文讀者的接受環境和譯入語語言文化環境的正確評估和認識，對源語和譯入語之間差異的評估。
關鍵詞： 語用學 關聯理論 翻譯 文化 對比 語用語言 社交語用 
1. 引言 
語用學是研究語言使用與理解的學問，既研究發話人利用語言和外部語境表達意義的過程，也研究聽話人對發話人說出的話語的解碼和推理過程。同語義學一樣，語用學也研究意義，但是它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語言系統本身的意義，而是交際者在特定交際情景中傳達和理解的意義以及理解和傳達的過程。翻譯研究（亦稱翻譯理論、翻譯學）則是探討譯者解讀原文、在譯文中重構原文意義的學問。兩者有著共同的研究對象，即語言理解和語言表達。所不同者，前者更重視口語交際及其動態特點，而后者所關心的是文本和書面語言。但是這種差異性并不妨礙翻譯理論研究者借鑒語用學理論來探討翻譯活動。事實上，許多學者認為書面語篇同口頭話語一樣具有交際的性質和特點，具有動態性（Hatim，1998：86）。他們認為作者在寫作時會把讀者的接受能力和認知語境考慮進去（Baker，1992：222），把自己的意圖通過話語（作品）示意給讀者（Sperber & Wilson，1986）。如果作者認為讀者對某種知識或意境不熟悉并且會影響讀者對作品的解釋、理解，他就會把這方面寫得詳細一些，反之亦然。讀者通過閱讀作者的作品，獲得新的知識、新鮮的感受、經驗，與作者達到共鳴，甚至會受作品的影響而采取某種行動，成功地完成作者-讀者之間的交流。
2. 翻譯研究引進語用學理論的必要性 綜觀中外翻譯史，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趨勢，那就是翻譯理論的建立和發展都依賴其他學科的發展，從其他學科中汲取理論養分。這一點正像應用語言學必須依賴語言學的發展、成熟以汲取理論一樣，而翻譯研究事實上也是應用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翻譯研究的這種拿來主義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弱點。有利之處是它對任何學科都沒有偏見，只要有用，都可以兼收并蓄，為我所納。這樣可以避免在理論和實踐上走極端，對翻譯理論的迅速豐富與發展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不利之處在于，各個學科所輸入的理論之間互有沖突，不能很好地兼容，導致理論解釋上的不一致性。
翻譯研究至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學科，這一事實不僅存在于中國，在其他國家的譯界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在于翻譯這一現象本身的復雜性、翻譯研究對象的多樣性以及現有翻譯理論來源的差異性，因此很難形成一個為各個理論輸出學科及其在譯論中的代言人所認可的統一理論。翻譯研究所借鑒的每一種理論都對翻譯的本體研究的某一方面都有所啟發，有所認識，對翻譯研究從總體上有所推動。但是，它們又僅限于對翻譯現象的某一方面的認識（因為它們都有各自的理論目標，并不是為解釋翻譯現象和翻譯過程而存在和發展的），把能夠解釋一類現象的理論擴展到對其他現象的解釋時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因此，我們對輸入的理論要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對借來的理論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認識，在應用該理論時應該有所選擇。翻譯研究的現狀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人們對翻譯現象的認識還不夠全面，有待于深化，需要繼續從其他學科中汲取養分。理論輸入不僅不會導致目前局面變得更混亂，而只會加深對這一現象的認識，或者為加深認識而提供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思考方法。我們不應該害怕從更多的相關學科引進理論。
就已有的譯論而言，它們可以劃分成三大類（Nida, 1993: 157）。Nida區分這三類譯論的標準正是為翻譯研究提供理論養分的學科。姑且不論該分類方法是否窮盡地描寫了現有全部譯論（比如是否涵蓋了應用系統論和控制論的翻譯理論），但是這種分類方法無疑是科學的，它有助于我們認清各種譯論的理論來源、方法以及各自的優點和缺陷。這三類譯論包括：（1）語文學類譯論，（2）符號學類譯論，以及（3）語言學類譯論1（1有關這三類譯論的詳細論述，參見Nida (1993: 157-168)以及國內語言類期刊上的介紹和討論。）。Nida關于語言學類譯論的討論有一個重大疏忽，那就是語用學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啟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語用學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已經不再是個語言學的“廢紙簍”。它能夠對語言使用和交際的各個方面加以描寫和解釋，已經成為理論輸出學科。語用學理論正在被應用到語言教學、語言習得、翻譯、人際交際、跨文化交際、語際語言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等領域，其理論指導作用越來越為更多的學者所意識。語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也已經被看作是正常交際者的語言能力的兩大能力的組成部分（語言能力=組織能力+語用能力）（Bachman, 1990: 87）。語用學各個研究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為翻譯研究提供科學的、微觀的語用學分析方法，比如預設、語言禮貌、會話含意、關聯理論、話語連貫、語篇結構、言語行為理論、會話分析等。這些課題涉及到語言使用的各個方面，對于解決翻譯中有關語言使用的各種問題都有所幫助，因此都能夠被運用到翻譯研究與實踐之中。語用學不僅給翻譯研究和實踐提供微觀的語言學分析方法，而且還提供了有關翻譯研究的宏觀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學科定位2（2關于翻譯研究/翻譯學的學科定位、定性等方面的研究，請參考譚載喜、劉宓慶、楊自儉、金隄、張南峰等的有關論著（這些論著除張南峰的之外均收在楊自儉、劉學云編輯的《翻譯新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和翻譯研究的方法論等方面都有借鑒作用。 
下面我們根據已有的語用學理論，討論其對翻譯研究的理論輸出、啟發以及語用翻譯的實際操作。翻譯也是一種語言使用和交際活動，和日常語言活動所不同的只是它涉及到兩種語言（始發語和目的語），是一種語際信息交流。我們在這里把翻譯活動看作是語用學的研究對象和練兵場。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語用學理論的有效性在翻譯領域里也可以得到檢驗。 
3. 從關聯理論角度看翻譯的本質
傳統譯論（指以譯文必須復制原文的全部信息的譯論）認為，翻譯是個把一種語言所表達的信息轉碼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其中譯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在譯作中進可能多地保留原文信息。因此，翻譯被看成是通過語碼轉換實現意義傳遞的一種手段（Sarcevic，1997：55）。對翻譯及其本質作如此論述，其預設和認同的交際理論其實就是交際的代碼模式（關于語碼模式的詳細評價，參見王傳經（1993）和Sperber & Wilson（1986）），即信息發出者（sender）首先將所欲傳遞的意圖進行編碼，然后發送給信息接收者（receiver）；該信息的接收者收到信息后則通過解碼過程還原交際者的交際意圖，從而完成這一輪交際活動。這一交際模式包含了這樣一個思想，即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具有完全相同的語符（傳遞和接受）系統以及認知語境（cognitive context，見Sperber & Wilson, 1986，何自然，1997：126-127），兩者的解碼能力完全一致。但是我們知道，由于各人的生存環境、教育、職業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經歷存在著各種差異，這必然會影響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認知環境和解碼能力，導致交際雙方認知環境和認知能力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這說明交際的代碼模式說以及基于該代碼模式的翻譯理論存在著先天的缺陷，它們否認了動態推理在交際中的作用，是對翻譯現象和交際的一種錯誤認識。 
交際的代碼模式不僅在對交際雙方的認知能力和認知狀態等方面的認識上有錯誤，而且還忽視了語言交際的隱含性和間接性等特點。語用學的言語行為理論和關聯理論都認為，語言交際者不僅會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交際意圖，他們也經常間接地傳達自己的意圖，期望聽話人或讀者能夠利用上下文語境、互文語境、語言外語境等方面的知識，并結合交際者提供的話語信息（即語言刺激），通過推理得出交際者意圖傳達的交際意圖。因此，交際者的交際意圖常常與他提供的話語信息（字面意思）不相一致甚至于相反，在這種情況下，聽話人（或讀者）就需要越過字面意思，結合認知語境信息，通過推理達到對說話人意義的正確把握。
不僅同一個交際意圖可以用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傳達，而且同一個表達式在不同的語境中能夠傳達不同的交際意圖。例如，要實現“拒絕”這一語用意圖（交際意圖），我們可以直接說“不”或“不行”，也可以通過各種間接的、委婉的方式來實現（如“謝謝你邀請我，不過我明天已經有約”、“對不起，我自己也缺錢花”、“今天恐怕不行，明天陪你去吧”等）。同樣，“It抯 cold in here.”這句話在不同的語境里可以傳達不同的交際意圖，實現不同的語用功能（如“請求”、“警告”、“勸告/建議”、“拒絕”等）。這些都說明了語言交際的間接性和話語字面意義與交際意圖之間的隱含性、不對稱性，說明了動態推理的客觀存在性，暴露了語碼交際模式的缺陷與錯誤。 
認知語用學的關聯理論認為，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認知環境呈不對稱性，其間存在著差異，因此交際者說出話語的行為并不能保證其交際意圖的準確傳達，也不能保證聽話人對交際者的交際意圖的準確理解。話語分析和會話分析關于話語重復、談話協商（negotiation）、過剩信息（over-informativeness，Chen，1999）、會話解釋（accounting，Cody & McLaughlin, 1990; Turnbull, 1992）等有關會話現象的分析研究也充分證明了代碼模式忽視交際雙方在認知方面的差異、忽視語境的動態性的觀點是錯誤的。
那么交際的實際情況（即交際的實質）是怎樣的呢？關聯理論在批判地繼承以互知（mutual knowledge）為理論依據的代碼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交際的推理模式，把交際看作是個示意-推理的過程。交際者對聽話人/讀者的認知環境和交際情景加以評估（assessment），并據此通過話語向聽話人示意/傳達（包括明示和暗示）自己的交際意圖；聽話人則結合該話語提供的信息和相關的語境信息，在關聯原則（Relevance Principle）的指導下進行解碼和推理，最終實現對交際者的交際意圖的認知。 以上論述說明，交際過程不僅僅是單純的編碼---傳遞---解碼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對話語和語境信息的動態推理過程。下面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1) Joe: Will Sarah be long? Pam: She is with Frank now. 
Pam沒有直接以yes或no來回答Joe的問話，而是采用了間接的答話方式。假設Joe知道Frank是個做事雷厲風行的人，那么她就可以根據Pam的答語并結合Frank做事快這一語境信息推理出“No, she won抰 be long.”這一結論（即Pam所說話語的交際意圖）。但是，如果Joe知道Frank是個辦事拖沓、效率低下的人，那么她就會推理出“Yes, she will be long.”這一結論。這一例子說明，說話人可以利用相同的話語可以表達不同的交際意圖，也說明交際成功與否并不僅僅取決于聽話人能否解碼，而更主要取決于交際者意欲傳遞的信息意圖是否成功地示意給了交際對象，取決于交際對象是否選擇了正確的語境信息（即交際者意圖他選取的語境信息）（Gutt, 1998: 41）。
那么該怎樣選取正確的語境信息來作為話語理解的前提（premise）呢？關聯理論認為，這一選擇過程受制于關聯原則，即對最佳關聯的獲得。交際的目的是求得最佳關聯，獲得交際者意圖的語境效果。聽話人對交際者的交際意圖的推理和理解（即對話語關聯性的搜索）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推理所得結論既不耗費不必要的努力，（2）又能夠產生足夠的語境效果?？梢哉f，對最佳關聯的搜尋不僅能引導聽話人找到交際者所意圖的語境，而且還引導他推理出交際者所意圖的解釋和語境效果（即交際者意圖傳達的真正含義），以便能夠對聽話人的認知環境有所改變（modifications），給聽話人的認知環境增添了新的知識，加強或修正其認知環境中已有的知識。聽話人的推理過程總是始于在當時的交際場合中他最容易提取的信息，并且他還需要假設該信息與正確的語境結合之后能夠產生值得他付出的努力的解釋。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聽話人繼續推理，直到他得到的解釋符合上述兩個條件。這一個解釋才是對該話語或信息的正確解釋或理解。上面的論述說明，關聯原則不僅是引導聽話人搜尋正確語境的機制，而且也是引導他尋找正確解釋的機制。 
既然翻譯也是一種交際行為，也研究語言理解和語言表達的過程，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把翻譯看作是一種示意-推理性質的交際行為，不同之處僅在于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示意-推理過程或行為。更準確地說，翻譯行為包含兩個示意-推理過程，因此其復雜性遠遠超過語內交際（intralingual communication）這種只涉及一次示意-推理過程的交際行為。翻譯的全過程事實上涉及到三個交際者，即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在第一個示意-推理過程中，原文作者向譯者示意其交際意圖，而譯者則根據原文的語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語言刺激（話語）以及關聯原則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進行推理理解。在這個過程中，譯者是聽話人。完成該交際過程后，譯者進入第二個示意-推理交際過程。這時譯者的身份是發話人/交際者，他根據原語篇、自己對原文作者的交際意圖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譯文語言環境和他對譯文讀者的期待的估計，向譯文讀者示意信息，而譯文讀者則對他示意的信息進行推理解釋。因此，翻譯活動涉及兩個交際者和兩個接受者，其中譯者兼有交際者和接受者的雙重身份。 
在第一個示意-推理交際活動中，譯者的主要任務是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進行推理；在第二個示意-推理的活動中，譯者的主要任務則是在關聯原則的制約下根據自己對譯文讀者的期待和接受狀況的估計，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和信息加以示意并傳達給譯文讀者。這種雙示意-推理的交際過程可圖示如下：
這個翻譯活動示意圖是描寫而非規定性質的。該圖說明，翻譯活動是一種三元關系（參見何自然，1996；1997：193），是原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這三個交際者之間通過原作和譯作之間進行的交流活動，這與傳統的二元譯論（原作者和譯者）有本質的差異。前者充分考慮原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之間的交流，考慮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和閱讀反應，考慮譯文的交際效果，而后者認為譯者必須完全再現原文的語義，沒有考慮到譯文在譯入語環境的可接受性，沒有考慮到譯者自己的認知能力和認知環境，也不考慮譯文讀者與原文的直接讀者之間的文化差異和閱讀期待。該圖還說明，與語內交際相對比，翻譯是個特殊性質的雙重示意推理交際活動。其特殊性表現在（1）交際中涉及到的語碼分屬不同的語言文化，（2）介入交際的交際主體共有三個：原作者（交際者1）、譯者（接受者1/交際者2）和譯文讀者（接受者2）。原作者（即交際者1）與目的語讀者（即接受者2）之間的交際具有間接性質，其中介是譯者。譯者具有接受者和交際者的雙重身份，其第二個身份（交際者2）被Gutt（1998）看作是以報道者（reporter）的身份給沒有親臨現場的讀者傳遞自己的所觀所感。
這種翻譯模式對翻譯活動的啟示是：作為原作者和譯文讀者之間的橋梁或者說中介的譯者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和促進前兩者之間交際的成功。為了保證交際的成功，譯者可以采用各種翻譯策略（包括直譯、意譯、音譯、替換等）以幫助譯文讀者找到原文與譯文語境之間的最佳關聯，達到最佳交際效果。在這種翻譯模式下的譯者不再是不顧譯文讀者的認知環境和認知狀況的應聲蟲，不再需要對原作亦步亦趨。譯者有了比較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并且有權利根據自己對譯文讀者的接受環境的評估和判斷選擇適合于讀者的表達方式來示意原作者的交際意圖。我們這樣定位翻譯活動，目的在于說明，翻譯活動并非止于譯者完成對原文的翻譯，它還有賴譯文讀者的參與。在這一交際過程中，譯文讀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譯文應當被看作是原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這三個交際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的結果，是他們共同創造的財富。 
為了成功傳遞信息，說話人/作者必須假設聽話人/讀者具有提取理解話語乃至全文的所有必要的背景信息和語境特征等方面的能力，他還必須假設聽話人/讀者具有推導出話語的隱含意義的能力。說話人/作者假設聽話人/讀者具有的相關背景知識越少，他在說話或作品中提供相關解釋和細節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樣，作為第二作者的譯者為了確保譯文讀者能夠理解譯文、推理出相關的含義，也需要對譯文讀者的知識面、認知能力和經歷進行評估，以便確定哪些信息是譯文讀者所熟悉的（即哪些信息能夠為他們所提取），哪些是他們不熟悉的。譯者除了在譯文讀者的知識結構里增添必要的知識、填補他們在某方面知識的空白外，還需要考慮他們的期待。這些都是譯文讀者理解譯文所必需的知識的組成部分。心理語言學和認知語用學認為，要理解話語以及語篇中出現的新信息，聽話人/讀者必須把它與自己記憶中的已有知識（即背景知識或稱舊信息）結合起來，找到其中的關聯，這樣才能完成理解該話語的任務。既然背景信息是理解新信息的前提（在關聯理論中稱作語境信息）和基礎，那么我們可以大膽假設，譯者有在譯文中增添相關的背景知識以幫助譯文讀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際的權利和義務。事實上，許多負責的譯者正是這樣做的。 
4. 語用翻譯
本文所謂的語用翻譯是指從語用學的角度探討翻譯實踐問題，即運用語用學理論去解決翻譯操作中涉及到的理解問題和重構問題、語用和文化因素在譯文中的處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語用意義（pragmatic force）的傳達及其在譯作中的得失等問題。語用學的翻譯觀可以說是一種等效翻譯理論（何自然，1997），它更多地探討口頭語言、修辭性和藝術性語言的翻譯。
Grice (1957)的意義理論以及Leech (1983)關于語用語言學的觀點都認為，要理解說話人的意圖，聽話人首先必須正確識別和理解語言的基本意思和規約意義。詞句的基本意義或者說規約意義是理解話語和作品含義的前提條件，因此語言錯誤也是一種語用失誤（張新紅，2000），會導致理解失誤。試想，如果我們連語言系統中的詞、短語或者句子的基本意思和規約意義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指望理解交際者/作者的交際意圖呢？因此，語言系統知識是說話和理解的必備基礎，是推導話語含義的基礎。
請看下面這個例句： 
(2) Can you lift the box? 
聽話人要理解這句話，首先必須知道句中各個詞語的意思，此外還應當知道這種詢問能力的句子的規約意義，即“請您幫我抬這個箱子”。如果聽話人僅僅照字面意義做出回答擸es, I can.敚緩笠廊徽駒諞槐嚦醋潘禱叭艘桓鋈朔丫⒌靨ё畔渥傭蝗グ鍤鄭敲純梢運鄧揮姓嬲斫饉禱叭嘶壩锏囊饉?。溜溗之紲Z慕患適О堋* 在翻譯過程中，任何對原文詞句層次上的不解或誤解都會導致對原作者意圖的不解或曲解，導致在譯作中出現誤譯。這里我們拿指稱詞語的識別問題作為例子。正確識別指稱詞語所指的對象（例如交際的參與者、交際事件以及交際過程中所論及的對象等）的能力是找到關聯（Sperber & Wilson，1986）、進行推理、實現語篇的語義連貫（coherence）的必要條件之一。正因為交際者不僅具有識別指稱對象的能力，而且還具有解釋特定指稱對象的意義的能力，有解釋它與其他語境及互文特征之間關系的能力，因此才能夠找到和識別語篇的語義連續性（或稱關聯、連貫），才能推導出該指稱詞語的含義（Baker, 1992）。識別指稱對象時還需要注意識別者采取的視角。假設一位英國作家用英語描寫了一些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他/她在原文中自然會經常用到“we”或“us”，也就是說他/她是從英國人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的。在把他/她的作品譯成中文時，譯者就需要對這種視角加以調整，不能照搬原文，譯成敘述角度上摸棱兩可的“我們”，造成讀者在閱讀譯文時不必要的誤會。 
文化和語用對比研究的成果（如Wierzbicka, 1985；Matsumoto, 1988；Gu, 1990；祝琬瑾，1992）表明，不同語言有不同的稱呼語使用標準、禮貌標準以及傳達含義的規約化表達方式。稱呼語包括官場稱謂、親屬稱謂、社交稱謂、人稱代詞等，各類稱謂又可以區分為他稱和自稱。官稱在各個語言文化中也許比較一致，如稱呼皇帝時漢語說“陛下”、“皇上”，英語說“Your Majesty”（當面）或“His Majesty”(背后)；在皇帝面前自稱時，漢語里使用謙稱或賤稱“臣”、“微臣”、“老奴”，英語也有這種用法，如“Your Servant”、“the slave”等。翻譯的難點在于后面幾類稱呼語。例如，在說漢語的社會里，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都有各種各樣的詞語來指稱交際者和自己，即使是很平常的“你”和“我”，也都有各種尊稱和謙稱之別。兒童語用習得研究的結果也顯示，中國兒童在實施某些言語行為前如果不以“叔叔”（對男性）或“阿姨”（對女性）等稱呼語來稱呼成年人而直接說“你厖”，一般都會受到父母的指責或糾正。而英語則直接使用人稱代詞“you”和“I/me”，這種差異在翻譯中應當受到充分重視。我們在翻譯時可以根據交際者的尊卑和當時的交際情景酌情把一些“I/me”和“you”譯成漢語的“兄弟/小弟/學生/鄙人/老子”和“您/你老/老先生/教授/老師/某某主任/你這混蛋/你這小子/你這小鬼”等，以符合譯文讀者的文化習慣。同理，我們在從事漢譯英的實踐活動中，可以把漢語里那些復雜的稱呼語簡譯為英文的you或I/me。下面是我們根據張振玉（1992：88）開列的英漢語中“you”和“I/me”的互譯清單而修改制作的英漢互譯圖表，希望能夠對翻譯實踐有些啟發：
這里我們試舉一例，來印證我們的觀點，以便大家能夠在翻譯過程中舉一反三： 
(3) That's in as fine a train as your ladyship could wish. In the common course of things, I think it must reach Mrs. Clackitt's ears within four-and-twenty hours; and then, you know, the business is as good as done. (R. B. Sheridan: The School for Scandal, Act 1, Scene 1) 其漢譯文如下： 我一切都不知好了，能如夫人的心愿。按常理說，二十四點鐘之內，總要吹到柯太太的耳朵里；夫人是曉得的，只要柯太太聽見了，隨后人人都曉得了。 (《造謠學?！芬荒灰粓?，伍光建譯) 這段原文內已經把對方稱為your ladyship，因此，譯文把you know中的you譯成“夫人”這一尊稱是非常合適的，既照顧到原文的意思，又照顧到漢語的稱謂習慣。
此外，不同語言還有不同的社交規范、禮貌標準和禁忌，受制于特定的社會文化的規約。許多學者（如Wierzbicka, 1985; Mey, 1993; House, 1998）都曾指出，禮貌這一概念具有相對性，不同語言表達禮貌的規范和方式不盡相同。因此，在翻譯時我們需要考慮到譯入語的禮貌規范，避免使用侮辱、輕慢譯文讀者的表達方式。這說明，在翻譯過程中，有時禮貌重于精確。譯者應該尊重譯文讀者的感情和期待，在譯文中可以考慮忽略或者替換某個對譯文讀者不禮貌的表達式或禁忌語（Baker, 1992）?？缥幕Z用對比研究也證明，不同語言文化傳達和推理含義的方式也不盡一致。因此，我們在翻譯理解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結合交際情景和原文的文化背景、推理習慣來理解原文意義，在重構過程中要注意結合譯入語的文化背景知識和讀者的推理習慣來重構原作者的意圖。 
文化和語用對比研究的成果對翻譯界長期以來存在著的直譯和意譯之爭很有啟發。如果我們不顧源語和譯入語之間在規約表達式上的差異，不顧譯入語的文化語境和譯文讀者的認知環境而把原文的一切信息都直譯到譯文之中，那么必然會導致原文含義的喪失或者傳達出原文沒有的含義，最終導致譯文讀者對原作意欲傳達的含義不解、異解或曲解。作為譯者，我們應當警惕這種直譯帶來的危害。為此，我們提倡語用等效（pragmatic equivalence）來解決這種跨文化交際問題（何自然， 1994，1997；Baker，1992）。根據何自然（1994）的觀點，語用等效指原作和譯作在語用語言和社交語用兩個層面上所達到的達到等值效果（equivalent effect）。語用語言等效指的是在理解原作的語言信息的明示意義（explicit meaning）和暗含意義（implicit meaning）的基礎上將它們完全復制到譯作中。暗含意義以及說話人的真實意圖的識別對理解和翻譯都非常重要（另見張新紅，1998）。話語的真實含義經常與話語的字面意義或直接用意相異甚至相反，例如疑問句式并不總是表示疑問，有時可以表示請求或者命令；“吃過早飯了嗎？”的真實含義可能并不是想請人吃早飯，而只是漢語環境里打招呼問好的一種方式。因此，在翻譯的重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注意選用適合于譯文語言環境的表達式來再現原作者的真實意圖，確保讀者對原作者的真實意圖的正確把握和識別。下面的例子可以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 
（4）爭取運動成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 （此例引自程鎮球（1994））
這句話曾經被譯成了“For a good harvest both in sports and morals”。且不說“豐收”的譯法太拘泥于漢語原文的字面搭配，“精神文明”在這里被譯成了“morals”，該詞的含義是standards of behaviour, esp. in matters of sex，這肯定不是原口號設計者的本意。這句話的真實含義也許不難理解，但是譯文卻沒能準確傳達該含義，導致產生了原文沒有的含義。如果我們把它譯成“For better athletic records and sportsmanship”可能會更準確。 
社交語用等效指社會文化層次上的等效，這一層次的等效比較難實現，要求譯者對翻譯所涉及的兩種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譯者在翻譯之前需要對譯文讀者的認知狀況和對某一文化現象或意境進行評估。如果譯文讀者對該現象不熟悉，譯者可以考慮用譯文讀者熟悉的現象或意境替換原文的現象、意境，或者省去原文的形象，代之以該表達式的含義。如果譯者認為譯文讀者熟悉該形象，或者至少可以通過譯作提供的語境理解該形象，那么他就可以采取直譯的手段保留該形象或意境。 
請看下例： (5) 她認為離開了辦公大樓，離開了政工部門，就是離開了政治，就聽不到那些閑言碎語，誰知是離開了咸菜缸又跳進了蘿卜窖。（蔣子龍：《赤橙黃綠青藍紫》） 
這里的“咸菜缸”和“蘿卜窖”都是中國文化的特有表達方式，其語用含義或意圖跟這兩個形象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在譯文中加上這兩個形象表達可能會使譯文讀者不知所云，甚至導致誤解，導致原文沒有的含義，因此我們可以考慮省去原文形象，只傳達原文的含義“越來越糟”（from bad to worse）。 
在譯文處理過程中，我們也可以通過直譯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形象表達。注釋的方式有幾種，可以是腳注，可以是尾注，也可以是文中插入注釋，但這幾種注釋方式都會打斷譯文讀者閱讀的流暢性，增加過多的處理努力。更好的辦法是在該形象前面或后面加上一個說明該形象的一般性詞語，這樣既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又不會打斷讀者閱讀的流暢性，還可以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該形象。
例如： (6) 《反對黨八股》 
可以想象，如果在譯文中保留原文形象，把毛澤東這篇文章的標題譯成“Oppose Eight-Legged Essay”，不會有多少英文讀者明白這八條腿的文章所指何物，給他們的閱讀和認知增加了無謂的負擔。不如只譯它的含義“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來得更容易。
5. 結語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國內有些學者對歸化的討論有時過于抽象、過分概括。完全歸化的譯文當然要不得，是意譯的極端和翻譯的歧路，但是在恰當的語境中為了方便譯文讀者理解而采用一些譯文語言中的形象替換原文形象或者采用該形象表達的一般意義或含義的做法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的理據。如果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達方式，完全不顧譯文讀者的認知背景和差異，就會因為給讀者提供了太多的新信息，從而給他們帶來超負荷的閱讀負擔，導致讀者對譯文失去興趣或者不理解，導致交際失敗。從交際的效果來看，這樣不僅不能豐富祖國的語言，反而會失去讀者，實現不了交際目的及譯文的社會價值。這種譯作的失誤之處就在于它沒有提供或者錯誤假設譯作與譯文讀者之間的關聯，因而無法成功地示意原作者的交際意圖。我們認為，這種不顧源語和譯入語之間差別的照搬形象式譯法在翻譯實踐中應當盡量避免。翻譯無非是追求一個“信”字，至于達到譯文對原文忠實的手段，我們認為不必追求千篇一律，統以直譯或意譯論之。其中最主要的參照標準就是譯者對譯文讀者和譯文語言文化環境的正確評估和認識，對源語和譯入語之間差異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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