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翻譯界對是否有必要建立翻譯理論這門科學是有不同意見的。有人反對在翻譯活動領域內尋找一種定式來規范翻譯活動；

認為這樣做限制了翻譯活動的創造性，而確定翻譯標準的想法是虛妄的，是有害的。

也有人反對把“藝術性”或“創造性”這類字眼加在翻譯工作上，或者至少對此表示懷疑；

認為翻譯只不過是技術性活動，人類將來的這類交往遲早要為翻譯機器所代替，建立翻譯理論這門學問是徒勞的；

是沒有用處的。第一種意見主要出現于翻譯界內部，第二種意見大半出現于不太懂翻譯工作的人。

正是這些看法使翻譯活動長期陷在經驗主義的狹小圈子里，或沾沾自喜于一己之見，或苛責他人乖本失真。

結果是后人不能從前人的得失中找到經驗教訓，翻譯活動中許多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不能肯定下來，錯誤一犯再犯，從而大大阻礙了翻譯工作的發展。

但是，翻譯理論的研究能否成為一門總結翻譯實踐、揭示翻譯活動規律和指導翻譯實踐的科學，不取決于我們希望使翻譯工作擺脫狹隘的經驗主義的小圈子的主觀愿望；

而取決于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取得的翻譯理論研究的成果。一般說來，要使翻譯理論研究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

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面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第一，使翻譯活動的各項具體問題(組成部分)的理論研究成果達到了形成整體知識體系的程度；

第二，已進行的理論研究揭示出了翻譯活動的各個部分和整體的規律。

翻譯界不少人認為，翻譯理論研究是在本世紀50至70年代才成為一門科學的。

有人把原蘇聯費道羅夫推為這門科學的奠基者，也有人認為美國奈達是現代翻譯科學的創始人。

不管看法如何，把翻譯理論研究當作一門科學，似乎已成為大家的共識。翻譯學的形成和進一步發展已經成為廣大翻譯界共同關心的問題。

在我國將近兩千年有文字記載的翻譯活動歷史中，我們的前人不僅翻譯出了大量的譯著；

而且不斷根據各自對翻譯活動的體會提出了翻譯工作應當遵循的原則和方法。尤其自清末嚴復以來；

我們翻譯界在大量翻譯實踐的基礎上不斷摸索翻譯工作中帶有規律性的問題；

對翻譯活動的目的和性質、可譯性和確切性問題、直譯和意譯問題、翻譯標準問題等等，進行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探索。目前已經有條件提出我國自成體系的一套翻譯理論。

任何一門科學的建立，都起源于實踐，在實踐中取得感性認識。經過多次反復實踐，使人們有可能對這些認識加以整理、分析和概括；

形成從事該種活動的經驗，然后從局部、零散的經驗中，揭示出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

隨著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斷深入，對事物局部、零散的規律性認識逐漸上升到對事物有系統的規律性認識，最后形成該種事物的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

這就成為一門用來指導該種實踐的科學。翻譯理論這門科學，其形成過程當然也不例外，它是研究翻譯這種社會活動的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

這門科學是人類翻譯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就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來說。它是我國翻譯界幾代人，甚至數十代人辛勤勞動的結晶。

沒有將近兩千年翻譯工作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翻譯工作的歷史經驗，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是建立不起來的。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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