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7/2018 4:12:00 PM
中國文學翻譯的困境，翻譯大家的遠去
著名翻譯家藍仁哲先生日前因病去世，讓喜歡福克納的中文讀者痛惜不已。時間往前推移，9月9日，在中國擁有眾多讀者的著名法國文學翻譯家鄭永慧先生去世，7月21日，“讓博爾赫斯在漢語中重生”的最可“信”翻譯家王永年先生去世……老一輩翻譯家的相繼離世，讓人擔心中國正迎來一個“粗糙翻譯”的時代。
翻譯不再吃香
上世紀二十年代，翻譯家趙景深在翻譯契柯夫的小說《凡卡》時，因不了解原文中的古希臘神話故事，將“銀河”(Milky Way)按字面意思錯譯為“牛奶路”，鬧了個大笑話，魯迅還專門撰文挖苦了趙景深，從此“牛奶路”便成為錯譯的代名詞。如今近一個世紀過去，在當下文學作品翻譯中，類似錯譯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變著花樣兒層出不窮——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文學翻譯在質量上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今新一代翻譯人才的青黃不接，更是讓人擔憂。在最近一屆魯迅文學獎評選中，中篇小說翻譯、短篇小說翻譯、報告文學翻譯、詩歌翻譯、散文雜文翻譯、文學理論翻譯等獎項各有所屬，唯有文學翻譯獎首度出現空缺，理由是參賽作品沒有一部達到獲獎標準。
毫無疑問，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在異國的重生都要倚賴于翻譯。《世界文學》主編同時也是法語翻譯權威的余中先先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翻譯是人類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翻譯功德無量，他是兩種文化之間的擺渡人。”但遺憾的是，這種“擺渡人”的工作在當下非常廉價，除了文學本身的邊緣化，稿費過低已成為翻譯人才短缺的最大原因——靠稿費無法謀生，這是所有譯者的共識。
據了解，目前出版社給譯者的稿費大概為60到90元每千字，基本延續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稿費標準，而且在多數情況下，譯著銷量和譯者無關，這導致外語好的年輕人大多投身商務翻譯，只有真正熱愛文學，并能從翻譯中帶來滿足感的人還在堅守。“做同聲傳譯一天能掙五六千甚至上萬元，這相當于花幾個月時間做文字翻譯得到的報酬。”余中先翻譯坦言。
事實上，即便像王永年這樣的老一輩翻譯家，稿費也和剛入行的年輕人相差無幾。2006年，已近80歲的王永年翻譯凱魯亞克《在路上》時的稿費不到一萬元，“從八十年代起就這個價，一直沒變過，翻譯《博爾赫斯全集》也就不到兩萬塊，那本書用了快兩年時間。”王永年曾寫道。
面對翻譯的低收入，出版方也顯得很無奈。一位編輯告訴記者，雖然近幾年書價有所上漲，但若大幅提高譯者稿費，出版方仍然會虧本。
另外，除了低稿費，不受重視是譯者稀缺的另一原因。據記者了解，很多有能力的譯者同時在大學任職，但大部分高校并不把譯著算作學術成果。辛苦翻譯一本書，評定職稱時用不上，這讓很多教授告別了吃力不討好的翻譯工作。
雖有人才，但留不住人才，成為文學翻譯最大的困境。著名法國文學翻譯家周克希告訴本報記者：“現在世界那么精彩，可以走的路那么多，有些潛在的文學翻譯人才沒有走這條路，我想也是很正常的?！?span>
機械化翻譯
2003年，周克希翻譯開始獨立重譯普魯斯特的《追尋逝去的時光》(又名《追憶似水年華》)。如今九年過去，70歲的他僅譯成七卷中的三卷，并坦言這項工作難以完成。在他看來，“翻譯是感覺和表達感覺的歷程，而不是譯者異化成翻譯機器的過程。”但遺憾的是，急功近利的出版環境和人才的流失，使得曾經“高高在上”的文學翻譯成為了像字幕組一樣的純技術行為。
事實上，在出版方和譯者的關系中，譯者基本處于被動地位。一位出版從業人員告訴記者，現在一本書的出版周期越來越短，一些出版方留給譯者的時間往往只有幾個月，文學的嚴肅性正被商業利益取代。
這種現象在經典名著中尤為明顯。由于過了公版期(根據國際版權公約，作者去世五十年后，版權處于公共領域，無需購買版權)，經典名著成了出版方的香餑餑。記者走訪中發現，一些小說譯本已達十種之多，譯本質量也參差不齊，甚至出現將不同譯本拼湊粘貼，改頭換面重新出版的情況，它們中有的譯者翻譯一本書換一個名，有的則找不出譯者是誰，譯者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譯者水平不足，讀者對譯者不信任，稿費過低，人才稀缺，出版環境混亂等諸多現象疊加在一起，互為因果，所以各種“牛奶路”才在書中頻繁出現?！昂梅g太少了，這不是翻譯界的悲哀，而是整個國家的悲哀。”余中先說。
遠去的大師
雖不乏優秀翻譯人才，但隨著王永年等前輩的離世，呼喚下一代翻譯家的集體出現成為文學讀者的共同心愿，但如同翻譯家草嬰先生所說，“從事我們這行，有一條很重要，就是甘于寂寞。”然而，在一個娛樂和商業至上的浮躁年代，做到這點又談何容易。
即將年滿90歲的草嬰先生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用了近二十年，一個人默默翻譯了400多萬字的《托爾斯泰全集》。但幾年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草嬰感言：“像我們這樣的譯者，現在是吃不開的。”
幾十年來，草嬰一直沒中斷過翻譯工作，但與同輩的老翻譯家一樣，草嬰每天翻譯的很少，平均1000字左右，速度慢得超乎想象，但更難以想象的是他對待翻譯的態度。草嬰在翻譯前，先要把原著通讀幾遍甚至十幾遍，還要做成卡片，譬如《戰爭與和平》有559個人物，他就做559張卡片，把姓名、人物關系、性格特點等寫在上面，并同時熟讀俄羅斯歷史、宗教、政治、軍事、風俗等書籍，最后才開始動筆。
對質量的苛刻，是草嬰、董樂山、傅惟慈這代翻譯家的共同準則。出版人楊葵在書中回憶了董樂山的一段往事：“商務印書館當年約他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收到譯稿后，編輯部要找人審校。董先生說，愿意審校就審校吧，不過能審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務還是請人審了，一共只挑出兩三處錯誤，經與董先生討論發現，還是審校搞錯了。”
現在的年輕翻譯在追逐效率的社會環境下，已很難做到像這些老翻譯家的認真、較真了，就不難想象翻譯的質量。
他們的生平與翻譯作品
藍仁哲翻譯
1940年出生，四川省資陽縣人。1963年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英語系，留校任教。藍先生曾任四川外語學院院長、中國加拿大研究會會長、“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終評委員會主任等職務，是美國作家福克納的研究專家，并譯有福克納作品《八月之光》、《野棕櫚》和索爾·貝婁作品《雨王亨德森》等，今年翻譯完畢的?？思{的《我彌留之際》是他最后一本譯作。
藍先生是一個有古風的人，愛讀易經，愛喝茶，愛聽戲。待人溫和，和做學問相比，更強調做人。
鄭永慧翻譯
鄭教授這三十來年，共譯六百多萬字，三十多部作品。用他的話說，難得有一天休息，春節都在翻譯。他的主要譯品有：《巴爾扎克中短篇小說選》、《九三年》、《笑面人》、《娜娜》、《梅里美小說選》、《厭惡及其他》。他是北京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理事。
王永年翻譯
浙江定海人，王永年精通英文翻譯、俄文翻譯、西班牙文翻譯、意大利文翻譯等多種外語，1959年起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通訊社西班牙語譯審。
王永年翻譯了多種世界文學名著，其中翻譯的歐·亨利小說暢銷多年，并翻譯了《十日談》、《巴比倫彩票》、《在路上》、《博爾赫斯全集》等著名作品，對中國的翻譯事業有著重要貢獻。
翻譯家的一生
-胡泳
20年前，有一次我去外文局宿舍拜訪楊憲益和戴乃迭兩先生的時候，剛好趕上他們從牛津返京，拿出在牛津照的一些照片給我看，其中有一張是楊先生立在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屋窗前的留影。戴先生指著告訴我，那是當年楊先生求學時住過的房間。我不由脫口問道：“那么您一定對這個房間很熟悉了？”楊先生和戴先生都無聲地笑了。
我之所以這么問，是因為我知道，他們是在牛津相識、相愛的，那里有他們美好的青春時光。記得當時楊先生曾對我感慨地說，他們在牛津也算老資格了，回去已見不到幾個熟悉面孔。也難怪，屈指一算，自從1940年他們二位離開牛津，半個世紀已悠然逝去。
也是從那時起，兩先生開始在翻譯園地中并肩耕耘。多少年背負沉重的犁頭，換來的是沉甸甸的果實。從屈原到魯迅，從戲曲到傳奇，燦爛的中華文化經兩先生的介紹，得以為西人所知。煌煌巨著《紅樓夢》，個中滋味，當然惟譯者能解。更何況他們不僅是犁過去，還要犁回來——向國人介紹西方文化，這“翻譯家”的桂冠，不是那么好戴的。
楊先生曾給我看過他手寫的一份自述，語氣平淡，卻有人生的波瀾盡在筆底。少時在天津租界讀中學，青年時到英國攻讀古典文學，抗戰中回國任教，解放后由南京到北京從事翻譯工作。文革中因與外國人交游較多，夫妻雙雙被北京軍管會逮捕，罪名是特務，兒子患精神分裂癥自殺。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楊先生才算能夠踏實從事自己喜愛的翻譯工作，孰料關鍵時刻的名士精神又令他飽受折磨。
楊先生說，他這一生治學荒疏，堪稱沒有搞過什么像樣的東西，只是做了幾十年的“翻譯匠”而已。這番話也許不能僅僅看做是自謙，記得董樂山先生也講過類似的意思：一生筆耕，從筆尖下瀉出的字數何止千萬，但都是為人作嫁衣。難道他們都在后悔當初的選擇，如俗話所說，“好牛不拉犁”嗎？
那個時代的翻譯家都有詩人的才情(楊先生晚年寫過很多舊體詩)，也有能力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學教授，然而像楊先生這樣的人卻把畢生的時間和精力都獻給了翻譯。他自己也說，“在翻譯方面，我不能說毫無貢獻，但翻譯究竟不是學術研究”。然而，在楊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們可以公正地說，他通過翻譯實現的成就，并不亞于撰述性的大師。劉小楓紀念羅念生先生時曾言，翻譯可以讓我們接觸文明中最為高古的偉大心靈，而人類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貴的心靈看齊，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齊。楊先生(還有戴先生)傾其畢生之力，讓中外人士從偉大的古典作品中感受何為“美好的東西”，他們這一輩子，活得值了。
我們這個社會，往往忽視翻譯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門有個可笑的規定，翻譯文學名著或學術專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但凡從事過翻譯的人都知道，為這樣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與可以得到的報酬完全不成比例。然而，沒有翻譯就沒有文化交流，缺少了這個中介，中國文化走入不了異域，異域文化也無法與中國人結緣。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礎、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們不能夠給翻譯家以應有的位置，結果就是，劣質翻譯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養得不到好的滋養，更加糟糕的是，對異域文化的誤讀大量出現。后果如此嚴重，現狀卻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點實際的事情來改變。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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