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中文詩歌的時候，非常注意原文的形式和節奏。可是無論多么熟練的翻譯家也不會把傳統的絕句或者律詩的詩律譯成外文。翻譯家面對的問題很多：四聲在絕句和律詩所起的作用很重要。

因為外文沒有聲調，中國近體詩的平仄的對比，當然沒有辦法譯成外文。古代的漢語是一個單音節的語言。

因此，每行的停頓有一定的位置。（五言絕句中，在每行第二個音節后；七言絕句，每行有兩個停頓，在第二個音節之后，有一個比較短的停頓，在第四個音節之后，有一個比較長的停頓。）那種規律的格式當然也譯不過來。律詩里頭那非常精美的對偶句也不容易譯成外文。

樂文翻譯，杜甫的“蟬聲集古寺，鳥影渡寒塘”你只能譯成“A cikada’s sound gathers in the old temple, a bird’s shadow crosses the cold pond”。這段譯文當然“對不起”杜甫的原文。

以翻譯的經驗，詞和散曲比較容易譯成外文。平仄的對比當然譯不出來，可是長短句的節奏還是比較容易模仿的。 把中國非常整齊的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譯成外文的時候，簡直沒有辦法反映原文的結構和節奏。

英國著名的漢學家兼翻譯家阿瑟·韋利翻譯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的時候，用一種托馬斯·艾略特和E.龐德都很欣賞的節奏。這種節奏很像英國詩人 Hopkins所愛用的一個形式。這個形式中，譯文用一個重讀的音節來相配每一個中文的音節。

譯文重讀的音節之間會出現一個或者幾個輕音節。因此，譯文的句子比原文的句子常常長得多：“十五從軍征”可以譯成英文的“At the age of fifteen I followed the armya’field”。同樣的可以把“少小離家，老大回”譯成“As a very young boy I left my home, as a very old man I return”。

七言古詩的一個句子能容納三個字句 ，因此這個形式應該算是史詩的一個非常好的工具。記得1986年在上海金山一個座談會上跟四川詩人流沙河談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么中國文學沒有史詩？這個問題一直非常驚訝。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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