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時代、信息技術與信息社會就是翻譯時代、 翻譯技術與翻譯社會。當翻譯研究不斷探索萬物可譯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盯著“不可譯”的事實，它就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關聯性與迫切性。在《數字化時代的翻譯》（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中，邁克爾·克羅寧（Michael Cronin）通過翻譯族史、清楚表達、 尊重限度、普適計算，以及翻譯中的細節等方面，探討翻譯在數字時代的變化與使命，彰顯翻譯與譯者價值，展現出獨特的數字人文主義精神。

  2016年，谷歌把“谷歌翻譯”（Google Translate）升級為“谷歌神經網絡機器翻譯系統”（Goog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GNMT），每天可處理1800萬條中英翻譯。不久前，科大訊飛推出“曉譯” 翻譯機，中文進，英文出，瞬間轉換。當人們還在評論女翻譯漂亮不漂亮的時候，同聲傳譯這個職業本身，已開始經歷巨大的危機和挑戰。“睜開雙眼，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自己是誰……這種感覺不時出現，但這次不一樣 ：困惑愈發令人恐懼，愈發令人感到無所適從”（Agassi，2010：3）。身處這個時代的譯者，不論從事何種翻譯，或多或少都會有網壇名將阿加西（Andre Agassi）退役之前的困惑。在線翻譯觸手可及，翻譯記憶和術語庫不斷更新，應用程序越來越多，翻譯項目日趨自動化——這一切導致了不一樣的感受，令人驚恐（Cronin，2013：1）。作為《翻譯與全球化》（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翻譯與身份》（Translation and Identity）、《電影中的翻譯》（Translation Goes to Movies）的作者，邁克爾·克羅寧從未停止過對翻譯的思考。這一次，他選擇數字時代，“直面翻譯的數字革命”（王少爽，2014：61）。

  一、翻譯族史 ：人與工具的互動

  操著同一種語言的人們，自以為沒有他們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包括建一座通天之塔。為了阻止人類的僭越，上帝把原本單一的語言“變亂”（confusion）， 成為難以溝通的“方言”，讓他們相互無法理解。語言變亂之時就是天人分隔之始，也是紛爭之始、翻譯之始?！栋蛣e塔》（Tower of Babel）是16世紀尼德蘭畫家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的代表作。我們跟隨克羅寧，將目光投向這一關于翻譯起源的標志性形象，就會發現工具無處不在：梯子、杠桿、滑輪、腳手架以及用于切割、打磨石頭的各種器具。重建巴別塔，翻譯是必由之路。翻譯（通天之塔）是不可能的，同時又是不可或缺的。離開了工具，翻譯只會難上加難。

  克羅寧首先將數字化置入人與工具的互動史中， 從人類學角度梳理了翻譯與工具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英文中，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意思是“解讀某個編碼信息中的關鍵點，尤其是作為一個微小而又典型的樣本，為理解整體提供線索”（Cronin，2013：13）。從采石場到廟宇，再到多語言地區翻譯，作者以羅塞塔石碑為例，勾勒出一個基于意蘊的、發生在人與工具之間的互動網絡。通過探尋早期城市文化的演變，他提出了“3T模式”——貿易（trade）、 技術（technology）與翻譯（translation）三者的相互作用——以及翻譯中的接近倫理（Cronin，2013：14）。翻譯本身證明了距離的存在，展現出一個龐大的多語言帝國，但它是否在無意中揭示出疏離或失和的危險？試圖克服距離會不會造成更大的距離？翻譯暗含著一種欺騙，目的語中看似忠實的標題掩蓋了源語中不光彩的意圖，但更加令人擔憂的是技術帶來的病毒似的影響。印刷出版的譯本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引發了宗教變革。媒介即信息（McLuhan，2001）。印刷機成為翻譯傳播的信息，其顛覆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譯文本身。如果我們試圖理解翻譯在歷史及當下如何塑造了工具或被工具所塑造，經濟與政治是無法回避的兩個因素。不信的話，看看人手一個的手機。原本只是為了查找、翻譯一個單詞，結果卻是欲罷不能。

  二、清楚表達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翻譯

  “我認為，翻譯應力求透明，以致看起來不像翻譯。好的翻譯像一塊玻璃，只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或氣泡。當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沒有。翻譯應該永遠不讓讀者感到他們在讀譯作。”在《譯者的隱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開篇引用夏皮羅（Norman Sharpiro）的話。 所謂“透明”，就是韋努蒂所說的不可見（invisibility）。 譯文看不見譯者的存在，讀者就像在讀原文一樣。譯文越透明，就越看不見譯者的存在；翻譯無形可遁，譯者就此隱身（郭建中，2000：49）。這些年來，我一直鼓勵學生把英語講得磕巴一點，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流利。太快了，或者太流利，就看不出轉換的努力和翻譯的印記?？梢宰晕曳g，主動譯入目的語體系，還要老師干嘛？

  “透明性”作為翻譯研究的關鍵詞，自然逃不過克羅寧的眼睛。把英語講得更清楚，寫得更明白，以便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理解。這當中暗含了一種設想：一個語言共同體的修辭和文化偏好，可以在一種適于普世交流的符號中呈現。使用簡單的、不加修飾的語言是理想的、也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這一觀念根植于英國宗教改革時期的神權政治思想。把《圣經》譯入本地語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上帝之言可以直接傳達給每一個信徒。在這種清教徒式的、有關直接性和即時性觀念的闡述中，人們強調清楚表達（Cronin，2013：40）。翻譯要想實現自動化，離不開受控語言——一種簡約的、容易理解的全球通用英語。通過高度受控的、特殊的語言變體（比如陸空通話），英語成為數字時代的首選語言，沿著信息高速公路極速傳播，與流暢且即時轉換的數字邏輯嚙合。清楚表達的動力源于翻譯。最佳版本的語言就是最容易翻譯的語言。源語文件越容易理解，就越有可能借助翻譯成為全球化的文本。英語作為計算機網絡語言已經而且總是被翻譯（同上：43），這是看得見的翻譯；為了加快傳播，其他語種采用“去中介化”，把自己主動譯入英語，幫助母語為英語者省去了翻譯成本，這是看不見的翻譯。躲在語言背后的是權力和翻譯的文化政治（陳永國，2004）。法國數學家堅持用法語寫作，不是因為法國數學影響更大，而是因為用法語寫作和出版可以增加法國數學的原創性。如果我們不單單閱讀用同一種語言寫成的同一類文章，那么得益于語言的文化多樣性，科學和文化的豐富程度就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在這一點上，克羅寧足夠深刻！

  三、尊重限度 ：翻譯的可為與不可為

  當代文化和資本主義一直在擴張，一直在延伸，到處都是星巴克和麥當勞。作為全球化語言產業，翻譯也參與到這種擴張和流動中；譯者被激發形成一種管理意識，鎖定客戶、戰略機構和公司，致力于拓寬交易渠道。從紐約到巴黎，從拉各斯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顧客到星巴克都知道要點什么，員工也知道該提供什么。廣延文化是一種同一的文化，一種對等文化；而精細文化則是一種差異的文化，一種不對等文化。二者之間的對抗通過相互競爭的翻譯表征方式展現出來（Cronin，2013：71）。“鏡像翻譯機”（Word Lens）是一款適用于蘋果手機的應用程序，用戶只要把攝像頭對準原文，立刻就能得到譯文。眼見為實變成眼見可譯。鏡像翻譯機給用戶提供了一個瞬間翻譯的無邊界視界。對許多應用程序來說，語言范圍可能受到嚴格限制，但隱含的卻是潛在的、無盡的廣延性。這種廣延性還通過一些文學翻譯組織、著作和在線期刊的名稱反映出來，比如“跨越邊界的文學”（“Literature across Frontiers”）、“字無國界”（“Words without Borders”）、“文學無界”（“Literature without Borders”）等。在這個被各類糾紛、邊界爭端、持續不斷的種族主義和暴力行為撕裂的世界中，翻譯似乎為構建一個相互理解的和諧世界帶來可能。

  如同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就是自我限制一樣，翻譯也有限度，限度是某種精細文化賴以生存的基礎。在克羅寧看來，缺乏限度是災難性的。沒有界限，就沒有獨特的生物。沒有邊界的世界實際上已不再是一個世界，而是一個無差別的空間、一個萬物不生的黑洞。維持邊界就是保護翻譯空間、滋養譯者的越界之旅。翻譯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語言和文化限度的雙重體驗（Cronin，2013：67）。外部體驗表現為兩種語言在結構和詞匯上無法克服的差異；內部體驗就是譯者在翻譯中認識到自身母語的局限。譯者必須發揮創造性，克服它們，給出令人滿意的翻譯。除了“樂在其中”的美好承諾外，生產商不忘指明鏡像翻譯機的限度：適用于印刷清晰的文本（比如菜單或指示牌），無法識別手寫體或特殊文字，只能譯出大意。在線翻譯的即時性強化了一種晝夜不停的瞬間交付感覺。但是，設法理解一首復雜的古阿拉伯語詩歌與輕叩一部智能手機所花費的時間完全不一樣。在一種以實時短信和郵件為代表、即時性占主導的全天候文化中，譯者很容易產生一種被淹沒、被吞噬的感覺。增長的限度恰恰在于限度的缺失。承認翻譯的“時空多樣性”，就必須意識到在特定時間框架內取得的成就與收獲存在限度。在一種無休止的消耗環境中，任何事物都無法增長或發展?！澳切┳砸詾橹獣砸磺小⒌侥膬憾几械阶栽谌缂业娜耸欠浅？膳碌摹保?span>Debray，2010：81）。作者借用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話，凸顯了譯者的謙卑。善譯者最清楚可譯與不可譯的界限，不會貿然翻譯。

  四、普適計算 ：開啟一個翻譯的時代

  經濟全球化要求翻譯把信息從一個地方傳遞到另一個地方，推動了本地化的發展。需求量、時間和成本構成了數字時代翻譯經濟的三個要素。本地化產業要在語言和文化上對數字內容進行調適，滿足國外市場的要求和當地狀況，為多語言管理提供服務與技術支持。在一個理解至上的時代，問題不在于內容，而在于全球受眾的體驗方式。SDL公司把內容和語言管理技術與翻譯服務融為一體，為79個“全球百強”品牌、1500家企業客戶帶來從未有過的體驗。但是，全球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得不到數字資源，可能失去有用的、事關生死的信息。藥品說明書、醫療器械手冊、預防艾滋病指南、健康和營養提示，這些都迫切需要被翻譯成本地語言，但本地化公司優先考慮的是收益，不會賠本賺吆喝。

  克羅寧預言，消除信息匱乏、改變信息秩序的希望在于普適計算與嵌入其中的翻譯。小型、便宜、網絡化的處理設備遍布日常生活場所，計算設備將不只依賴命令行、圖形界面進行人機交互，而是轉向依賴“自然”的交互方式。在這種模式下，人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獲取信息并加以處理。與靜態及串行信息不同，它將幫助人類實現與不同語言使用者的個性化互動，所涉及的語言種類及提供的信息量也將不斷增加，讓翻譯轉變為一種基于網絡的、高度集成的服務。有了它，人就不會在翻譯中迷失，而是讓翻譯消失在生活中。數字革命把文本變成數字內容的一部分。除文本外，數字內容還包括音頻、視頻、圖像和軟件，軟件又包含了各類網站、程序、電子游戲、圖表、動畫以及其他新產品。數字革命的核心是可轉換性（convertibility），說到底就是可譯性（translatability），將所有內容轉化（翻譯）為機器語言的二進制代碼。依靠數字代碼，我們可以把一種事物“翻譯”成另外一種事物。作為一種通用的密碼或者說是信息系統的默認語言，它就像一個具有催化作用的轉換器，跨越語言的邊界，在各種輸入/輸出與種屬指令之間進行翻譯，在“固體與液體之間，音樂與建筑之間，自然語言與人工智能之間，語言與基因之間，自然界與數據之間，信息與資本之間”進行翻譯（Apter, 2006：227）。因此，信息時代、信息技術與信息社會就是翻譯時代、翻譯技術與翻譯社會。克羅寧極富洞見地指出，當翻譯不斷探索萬物可譯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盯著“不可譯”的事實（比如詩歌） 時，作為一門學科它就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關聯性與迫切性（Cronin，2013：105）。

  五、細節 ：把翻譯交給譯者

  文本、圖像和聲音可以翻譯成數字代碼，意味著表征方式、身份和客體這些因素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因為它們可以被輕易轉換成其他事物，以新的方式再現，或在新的環境中流通。原先只能在圖書館指定區域查閱的善本或手稿，如今可以躺在沙灘上的帆布躺椅中通過網絡輕松閱讀。在一個轉換不受限制的年代，或者說一個翻譯不止的年代，任何追求普遍性的舉動都必須把對語言和文化細節的不斷追問納入其中。正是對細節的關注與探索，讓翻譯這項艱苦而費時的工作顯露出價值。在1952年企鵝版譯本中，阿蘭·羅素（Alan Russell）把《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中的la richesse譯為riches，而埃莉諾·馬克思（Eleanor Marx，馬克思的小女兒）的譯本則自始至終譯為wealth。埃莉諾堅持把原詞譯為wealth，可能是想突出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對財富的批判。細節揭示出翻譯職業產生的原因及背后暗含的技藝觀：一個漫長的學徒期，以及對各種材料（物質）的深刻理解，譯者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比如缺少一個零或放錯位置的術語，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后果。細節的本質在數字時代正發生變化，對它的關注不應簡化為“向錯誤宣戰”（Cronin，2013：126）。

  提到翻譯，人們腦海中就會出現一幅熟悉的形象：孤獨的譯者坐在桌旁，有條不紊地在文本之間穿行。而如今的真實景象則是：翻譯可以經過一系列流程傳遞到終端用戶手上，包括純機器翻譯、基于翻譯記憶（TM）和邏輯信號處理（LSP）編輯的機器翻譯、機器預翻譯和“眾包”譯后編輯、還有以合作形式完成的人工翻譯等，這一切都需要借助各種來自云端的數據資源。在數字時代，翻譯日益呈現出生產和消費融為一體、工具化、非線性的操作方法，以及互動中的多重主體性等特點。譯者可能不知道：翻譯其實沒有最后期限，也根本沒有“客戶”，也沒有人會去讀或聽譯者的翻譯；翻譯有時就是一種比試，看看研究人員為翻譯引擎設計的最新算法是否超過了資深譯者。當數字接管了翻譯，也許有一天我們醒來會突然發現，我們賣掉與生俱來的權利，換來的卻是一堆亂糟糟的應用軟件（Kirsh，2014；李點，2017）。“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Cronin，2013：126）。翻譯中的鐐銬并不是譯者刻意強加給自己的枷鎖，而是翻譯本身以及翻譯所處的具體環境對譯者產生了約束，譯者只有在遵循和擺脫約束的過程中達到平衡，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從知識的獲?。ü雀瑁┑嚼寺P系的追求（網絡約會），再到大眾的叛逆（社交媒體和阿拉伯之春），數字已悄然滲入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圍繞翻譯的文化變革呼喚一種新型的數字人文精神。人類制造了工具，人就時常依附于工具；人類創造了組織、制度，人就被組織和制度控制（陳彩虹，2015：15）。參照古羅馬法學家蓋烏斯·特雷巴求斯（Gaius Trebatius Testa）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瀆神”思想——褻瀆并非簡單地意味著廢除或取消分割，而是學會將它們置于一種全新的使用中，游戲它們……把它們轉為純粹的工具（Agamben，2007：87），克羅寧呼吁把一切宗教或神圣的東西重新交還人類，這當中包括翻譯，也包括對翻譯本質以及如何在數字時代使用翻譯的思考。

  七月炎夏，暑期的校園比平時安靜了許多。一大早去趕校車，看到師傅們揮動耙子，把草地一點點翻開，汗水濕透了衣裳。路德（Martin Luther）談到翻譯《圣經》以及他與威滕貝格大學兩位學者的合作時，說他有時會花幾天時間去譯幾行字。“《舊約》已譯成德語……讀者現在可以連續閱讀三到四頁，從未意識到順利通過的平整路面曾經布滿巖石和土塊” （Cronin，2013：69）。想在閱讀中通行無阻，得到一絲清涼，必須有人付出辛勞，但很少有人愿意費力去把巖石和土塊移走。從開始的沖動，到輕點鼠標、發出譯稿的一瞬間，時間不知不覺已過去一年多，與“巖石與土塊”的搏斗加深了我對翻譯和數字時代的理解。翻譯是辛苦的，翻譯克羅寧尤甚，因為他用詞考究，喜歡旁征博引，擅長編織長句，讓我一次又一次迷失。但翻譯同時也是快樂的，翻譯克羅寧尤甚，因為他思維活躍，眼光獨到，總是能從別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翻譯，讓我在翻譯中反思翻譯，不斷感受到新的顏色、非凡的道理和陌生的美。

——選自：樂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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