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2019 4:48:00 PM
翻譯風波_翻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簡單
每年的9月30日即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 根據英文其實也可翻譯成國際翻譯節。事實上這一天也確實是全世界翻譯工作者共同的節日。每年的這一天，或在此之前的幾天，世界各國的翻譯工作者都會集會慶祝自己的節日。
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文字的轉換，更承擔著促進各民族之間切實有效的跨文化交際的重要使命，遠不如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簡單。如果其中出了細微的差錯，還會引起不少風波。今天的推送節選了中國譯介學權威：謝天振教授的文章《翻譯的風波》，讓我們一同領略翻譯風波的旨趣。
翻譯風波
最近兩年美國的荷里活制片人似乎對翻譯特別青睞，繼2003年推出情感片《迷失在東京》后，2005 年又于4 月22 日在全球同步推出驚悚大片《翻譯風波》英文片名是Interpreter，直譯當為“譯員”或“口譯員”，而更確切的翻譯則應該譯為“同傳譯員”，這樣就更切合片中的意義了，因為該影片中女主人公西爾維婭正是紐約聯合國會議總部的一名擔任同聲傳譯工作的譯員。
順便說一下，聯合國會議需要的口譯通常都是同聲傳譯，簡稱“同傳”（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聯合國的會議廳通常都設有六個供同傳譯員工作的包廂，行話稱作“箱子”（booth），分別翻譯聯合國采用的英、俄、德、法、中、阿六種工作語言。
每個“箱子”里通常有三個譯員座位。譯員們從“箱子”里可以看見會場里的情況，但會場里的代表就不一定都能看見“箱子”里的人。與同聲傳譯相對應的則是“交替傳譯（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簡稱“交傳”，常見于政府首腦、官員間的會談，他們說一段，譯員們譯一段，交替進行。而同傳則通常在說話者開始講話后幾秒鐘、至多十來秒以后便開始翻譯，這就要求譯員有很強的語言感悟能力，他們要在說話者還沒有說完一句話時就已經猜出說話者這句話所要表達的完整意思并立即把這句話翻譯出來。
當然，在聯合國大會或某些高規格的會議上，發言人通常事先都有發言提綱甚至講話全文提供給同傳譯員，這為同傳譯員們的工作帶來很大的便利。但有時發言者會脫離發言稿即興發揮，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所以同傳譯員并不能照本宣讀發言稿，否則他們的工作就太輕松了。
據說上海有一位相當不錯的譯員為某位中央首長的講話做同傳時，首長已經脫離稿件在講話，且舉出了一連串反映國內經濟領域最新發展的重要數字，而她仍然在照本宣科，并沒有把原先發言稿中的陳舊數字及時替換成最新的數字，從而釀成大錯，還因此丟掉了同傳譯員這份工作。這也可算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一場不大不小的“翻譯風波”吧。
影片《翻譯風波》講述的自然是一場大得多的“風波”，它與一項暗殺即將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的某位非洲國家元首的陰謀有關：同傳譯員西爾維婭無意中在“箱子”里聽見有人在用只有很少人懂的非洲土語討論一項暗殺陰謀，但她在向聯邦調查局報告了此事后自己也很快成為兇手追殺的對象。
而與此同時，聯邦調查局對她也并不信任，懷疑她說謊。影片就在這樣的重重疑慮中展開，整個故事疑云密布，懸念迭現，扣人心弦。除了緊張曲折、跌宕起伏的情節，以及奧斯卡兩大影星─影后妮歌潔曼（Nicole Kidman）和影帝辛潘（Sean Penn）─連袂出演極具號召力外，影片另一個吸引觀眾的賣點是：這是聯合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允許導演進入聯合國內部實景拍攝電影。
據說導演薛尼．波勒（Sydney Pollack）提出進入聯合國內部拍片的申請后，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曾召集常駐聯合國代表開會討論此事。與會者一致同意準許波拉克進入聯合國內部拍片，僅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在拍攝電影時能把自己拍進去，而不要用替身。
這部名為《翻譯風波》的電影倒讓我想起中外翻譯史上、也包括現實生活中的不少確確實實與“翻譯”有關的一些“翻譯風波”。震撼力最大的一場“翻譯風波”也許可推美國薩姆瓦（ Larry Samovar）、波特（Richard Porter）等學者合作撰寫的《跨文化傳通》（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中〈外國語言與翻譯〉一節提到的一段譯事了。據該書作者說，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在意大利和德國相繼投降之后，同盟國向日本發出了最后通牒，要日本投降，當時日本首相宣布他的政府愿意“mokusatsu”這份最后通牒。
電影《翻譯風波》中的譯者倫理解讀
下面樂文翻譯公司小編將根據影片《翻譯風波》情節來闡述有關譯者的道德倫理。
一、《翻譯風波》中關于譯者職責的道德倫理
譯者只有通過自己的翻譯行為滿足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才能取得人類社會對其翻譯行為的認可，也就是說，譯者在翻譯行為中不能給相關各方和人類社會造成任何傷害。但是僅有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是不夠的，譯者還應擔起社會現實的責任，因為人生存于現實的社會中，社會現實的責任是對譯者存在社會形態的真實反映。
換言之，譯者的道德底線責任是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而社會現實的責任是動態變化的，具有不確定性，是譯者有可能完成的責任和義務。對譯者而言，在翻譯過程中，根據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和思想的意識形態，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勇于承擔現實的社會責任是一項高標準的要求，同時可能會收到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質疑和責難。
二、解讀電影《翻譯風波》中譯者的倫理
影片《翻譯風波》的女主人公希爾維亞·布魯姆是一名來自非洲在聯合國工作的同聲傳譯員，其良好的語言天賦使她掌握了一種很少人懂的非洲土著語。一次無意間她聽到了一樁政治陰謀，即在聯合國大會上要謀殺一名來自非洲的國家元首。希爾維亞·布魯姆作為一名譯員，在說與不說的抉擇中，思想斗爭了很久，最后當她向美國聯邦調查局說明時，自己也陷入了被追殺中；
托賓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他相信自己憑著敏銳的直覺可以揭穿對方的謊言，對希爾維亞也滿是懷疑。當這場政治暗殺行動已逼近時，希爾維亞·布魯姆的安全也遭到威脅，他們在互相猜疑，同時又必須合作查出真相，來及時阻止一場可怕的國際政治危機發生。
譯者與其雇傭者之間是一種隱形的契約關系，譯者必須忠誠于雇傭者，而雇傭者同時也保護譯者的合法權益。但是當譯者行使超出自己的行為能力范疇時，雇傭者是不是還會給予保護？作為一個聯合國的譯員，希爾維亞違反了作為一個譯員的職業操守，即，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都是一個局外人，理應保持中立的立場。
如上所述，個人的價值觀、是非、善惡等倫理道德觀對譯者的影響都在翻譯行為中得到體現。這就是《翻譯風波》這部影片反應的譯者倫理問題。對于希爾維亞來說，人類社會的正確價值觀戰勝了譯員的職業操守，使她說出了她所聽到的一切。從表面上看，希爾維亞違背了“圣哲羅姆誓約”，而實際上“圣哲羅姆誓約”最終的精髓是保護捍衛人類社會的真理，維護人類的“善”。
正如切特曼斯認為，“一個人如果選擇了譯者這個職業的同時，也就意味著要敢于主動承擔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責任，即，譯者的職業身份和道德倫理觀使譯者在其內在心里主動產生了向‘善’的動機”。從這一點上看，希爾維亞的所作所為沒有錯誤，她只是行使了一個譯者對人類社會忠誠的職責，履行了“圣哲羅姆誓約”。
以上就是樂文翻譯公司小編總結的針對影片《翻譯風波》的資訊，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選自：樂文翻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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